行走田野杂记 | 吴伟军：《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后记

吴伟军

《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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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我曾跟随硕士导师涂光禄先生到晴隆县长流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方言调查实践。母语是西南官话的我，根本听不懂那诘屈聱牙的喇叭苗人话。十二年后，我有幸主持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2015年度濒危汉语方言调查课题，调查点就是晴隆喇叭苗人话。与苗人话再次结缘得益于我的博士导师邢向东先生。2015年春节，我接到邢老师一个电话，他问我是否愿意承担一个濒危方言的课题，我当时懵懂应允。4月，老师邮件告知我，他帮我申请了语保工程2015年度濒危汉语方言的课题，调查点是晴隆喇叭苗人话，让我立即去北京参加培训。我这才意识到承担这个课题的压力以及所面临的困难。濒危方言项目高标准、严要求、任务重。项目组的老师多是方言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且一些专家的课题已有不少的前期成果。虽然我曾接触过喇叭苗人话，但心中还是没有多少底气。我如履薄冰，内心的惶恐大于窃喜，忐忑领命，自此开启了近三年全身心的调查和写作历程。

三年多来，当我只身一人到长流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和发音人时，当我每天紧绷神经，紧张调查八、九个钟头时，当我的音视频需要大面积补录时，当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多次打电话烦扰发音人到贵阳来补录时，当我文思枯竭、寝食难安时，当我挖空心思给书稿“瘦身”时……我都曾无限憧憬和向往书稿付梓后的轻松与愉悦。可当这一天临近之时，我却并没有感受到预想的惬意。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萦绕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在整理和校对的过程中，我发现书稿还有许多遗憾，这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与不安。语言调查和写作是个精细活儿，就像绣花一样。而且从记录、整理到写作再到出版时系统的转换，每一步都有可能出错，需要慎之又慎。书稿虽历经多次修改、校对，但我却不敢说没有疏漏和谬误。这些遗憾有的可消灭在付梓之前，有的恐怕只能给读者报以深深的歉意了！

课题得以完成并交付出版，承载了太多人的指导、关心和无私帮助。这使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2016年7月27日吴伟军在调查中

最深沉的谢意首先献给我敬爱的恩师邢向东先生！相比内心的感激之情，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老师推荐我参与了濒危方言项目的研究，如同为我开启一扇通往无穷宝藏的大门。探寻宝藏的道路虽崎岖艰辛，但乐趣无穷。在遴选发音人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邢老师时时指导，处处关怀，亲自赴长流为我拟定音系，指导摄录。每有疑惑，老师总能很快指点迷津。在我囿于经验不足而摄录和研究受阻时，老师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考虑到我在职读博，为保证课题研究的质量，老师最终给我敲定了博士论文选题——长流喇叭苗人话。这为我能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调查和写作最大限度地创设了客观条件。本书数易其稿，老师每一稿都悉心地修改、严格地把关；不仅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意见，而且对稿子的细节，诸如标点、词句等也都多有匡正。书稿最终得以完成，凝聚了老师太多的心血！多年以来，邢老师深厚渊博的语言学素养、求实严谨的治学风范、敬业高效的行事作风、谦逊宽厚的人格魅力、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都深深影响和感染着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师恩浩荡，难以回报，唯有用功不怠才能不负老师的栽培！

2015年7月19日

邢向东、吴伟军在核实喇叭苗人话语料

在读博以及本书的调查、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先生的指教和关怀。书稿承蒙张振兴先生多次审阅、匡谬与点拨，包括书稿最终名称的确定，这令我获益匪浅。长沙统稿会后，我将未完成的初稿电子版发给张振兴和张惠英二位先生，两位又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治学的忠告，殷殷关怀，难以忘记！初稿幸得沈明先生审阅把关，她不仅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修改意见，还匡正了许多错谬之处，甚至亲自动笔帮我修改，使我深深认识到方言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规范，令我感动不已！感谢主编曹志耘先生对书稿提出细致的审查意见，为书稿的进一步修改和浓缩指明了方向。博士论文预答辩和答辩期间，赵小刚、胡安顺、黑维强、王军虎、张崇、惠红军诸位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对书稿的修改和完善大有裨益。感谢韩夏老师为濒危方言的摄录提供的诸多技术指导和无私帮助。刘新中先生为书稿初稿绘制的语图，后因篇幅有限，未能放入其中，但对我的后续研究很有帮助。书稿的撰写和修改，还得到了赵日新、庄初升、陈晖、陈云龙、邓玉荣、黄晓东、彭建国、李永新、丘学强、吴芳等先生的指点和启发。感谢商务印书馆刘建梅老师辛勤审校书稿，并为其“瘦身”和修改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宝贵建议。

（《贵州晴隆长流喇叭苗人话》书影）

在本书即将交付出版之时，我要感谢硕士导师涂光禄先生，是先生把我从一个浅陋无知的门外汉带入了方言研究的学术殿堂。硕士毕业多年，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鼓励我多到实地调查，并给我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同时还要感谢硕士期间给我授课的宋宣、杨军、王锳、袁本良诸位先生。感谢本科时鼓励和推荐我读研并一直关心我成长的王建设、林树明教授。感谢陕西师大的同学和兄弟姐妹，邓婕与我同宿舍，她对母语乡话的深厚情感，对方言研究的执著追求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经常在一起分享研究的心得和生活的喜怒哀乐。代少若、王娟与我同级，且年龄相仿，博士学习期间经常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孙红举、张永哲、刘国伟、全立波师兄，马梦玲、贺雪梅师姐以及同门李仙娟、裴新华、严晨、孙丽莎、曹婷、郑君龙、曹兴隆、庄佳、王腊娟、孙樱元等也对我多有关心和帮助。

感谢本书所有的发音合作人！正是他们克服了摄录中的种种困难以及方言调查的枯燥和单调，我才能最终顺利完成调查任务。原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昌琪老先生为书稿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并安排了原晴隆县县长刘凡富先生给我介绍喇叭苗民族认定的基本过程。感谢贵州师大文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尤其史光辉教授为濒危方言的试点和摄录提供了诸多帮助。    

没有家人的理解、关爱和支持，书稿的完成将是难以想象的。父母不顾年迈多病，毫无怨言地为我分担了很多家庭的重担，让我感到难以言表的温暖和深深的愧疚。我的丈夫宋运明为了支持我的学业，也付出了很多。在我田野调查期间，他费心为我联系，有时陪同我调查。书稿写作期间，他又监督我制定合理的计划，保证以最佳的身心状态完成任务，凡此种种，操心备至。我可爱的儿子，不仅没有抱怨妈妈很少陪伴，甚至在暑假时主动提出陪我去调查，还一本正经地安慰我说：“妈妈，这就是洋洋的暑期旅游！”

喇叭苗人的祖先从金戈铁马中走来，是贵州这片热土的最早开发者之一。在几百年的繁衍生息中，在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中，他们既保留了中原荆楚文化遗风，又融合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喇叭苗人话就是其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民俗文化和方言均已处于濒危状态。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诸如婚嫁、节庆等习俗都需要老人们的集体回忆才能一定程度上还原民俗事象，与此对应的民俗文化词更是在不断地消逝。保护濒危方言、传承民族文化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希望这本小书能抛砖引玉，让更多的父老乡亲认识到母语乡音的珍贵，提高文化自信，传承和保护方言。

吴伟军

2018年秋分

本期编辑 I 梁新苗

本期审读 I 梁新苗

责任编辑 I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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